拍品描述：
出版：1、《欧洲战役史论前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14年。
2、《欧洲战役史论前编》（第三版），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年。
3、《饮冰室丛着·第三册·外史鳞爪·欧洲战役史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年。（1924年再版）。
4、《饮冰室合集·饮冰室专集·第三册·之三十·欧洲战役史论》，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
著录：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P454，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
线装
纸本
2册105开205页
备注：1、梁启超自题签条。
2、此书为梁启超为长子梁思成所著。
3、内贴有梁启超手绘一战政局分析地图多幅。
梁启超与中国一战后的世界地位
---评新发现的梁启超《欧洲战役史论》手稿
引言
《欧洲战役史论》手稿见证了一段重大历史进程，中国在欧战一战后所获得的世界地位，也是从此刻开启的。
当欧洲一战战事初起之时，梁启超就萌生了要写一部欧洲战史的意愿，但直到避居西山之后，他才有了完成这个夙愿的机会。这便是1914年12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欧洲战役史论前编》。此书数月之后就印到了第三版，可见其受到欢迎的程度。
手稿本在自序、第二自序之前，有一段专门写给梁思成的文字，是正式出版物中所没有的。我们现在看到的《饮冰室合集》，在这个位置上用了写给清华学校师生的一首五言古诗。
在新近发现的《欧洲战役史论》手稿上，梁启超的封面题词，颇能解释其写作意图：“一九一四年之战，世界有史以来第一大战也。生其时而恭睹之，宁非人生一奇遇。思成生于二十世纪之第一年，其十五岁生日则战事正酣之际也。以所著史论厚稿畀之思成，读此其亦知：国之立于天地至不易易，而长思尽瘁以报也。乙卯三月初二日。饮冰。”
乙卯三月初二日，正是梁思成的农历生日。此时，正值日本步步逼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梁启超勉励儿子“国之立于天地至不易易，而长思尽瘁以报也”，其对国家的情怀更是溢于言表。
一、文攻武斗
梁启超对一战的看法的有一个转变过程。他起初认为德国必胜，在写作史论时就持此看法。后受留学德国的张君劢影响，张分析德必败，梁启超又转而推动段祺瑞政府向德国宣战。1917年2月28日，梁启超鼓动中国对德国绝交乃至宣战，加入世界大战，为国家挽回利权、获取更大利益。
梁启超此举当时招致巨大的反对声浪，孙中山以及同样留学德国的马君武均表示反对，马并有驱逐梁启超出京“以绝祸源”的动议；而且，康有为也持反对态度。特别是戊戌变法期间，曾经因举荐梁“英才亮拔，志虑精纯，学贯天人，识固中外”的徐致靖，政变发生后，以“滥保匪人”而被革职监禁，此时也痛心疾首，给康写信称：“绝交不已，又将加入，贵高足之主持斯义，究不知是何肺肠？”
除了有“组织”必须服从的党派议员之外，一般的议员，面对掺杂着内部复杂权争的复杂外交，也都退避三舍、明哲保身；至于各省手握雄兵的督军们，对这种出国作战、无地盘可抢的生意，也都不愿意亮剑了。
彼时，能超越党派的几乎就只有梁启超一人了，以至于他成为众矢之的。
二、国之立于天地
1914年，《欧洲战役史论》甫一出版，即洛阳纸贵。手稿本在自序、第二自序之前，有一段专门写给梁思成的文字，是正式出版物中所没有的。我们现在看到的《饮冰室合集》，在这个位置上用了写给清华学校师生的一首五言古诗，诗中叙述了写作此书的初衷，以及对时局和个人遭际的感慨，也有对莘莘学子的期勉。梁启超对儿子梁思成也是一片拳拳之心，他是这样写的：
一九一四年之战，世界有史以来第一大战也。生其时而躬睹之，宁非人生一奇遇？思成生于二十世纪之第一年，其十五岁生日则战事正酣之际也。以所著史论原稿畀之，思成读此，其亦知国之立于天地至不易易，而常思尽瘁以报也。乙卯三月初二日，饮冰。
梁思成生于辛丑年（1901），至乙卯年（1915），恰好十五岁，而三月二日正是他的十五岁生日。做父亲的，把这部书稿送给儿子，做为他的生日礼物，所期望于子女的良苦用心，由此可见一斑。实际上，他那首写给清华学校师生的五言古诗，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著书期间，他曾以《欧战后思想变迁之大势》为题，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有一番演讲，最后仍然归结到对青年的期待：“故今日吾人承欧战之潮流，而欲新国家之运命，仍以改良社会为第一要义。”
三、战争是良机
在《欧洲战役史论》一书中，梁启超认为，自普法战争告终后到欧战爆发前这40余年和平，靠军事及外交均势维持，这种均势既是和平之保障，又是争乱之因缘，“各有所以互相倚以为重者，则易以陵人，及至予人以不能受”。这种和平，完全不可持久，天演进化法则之下，优胜劣汰。因此，梁启超认为，欧战对中国来说是一个良机。
当时，亡国论甚嚣尘上，梁启超分析说，第一种亡国论，“谓欧战发生，借款无望，吾将以财政破产致亡”，他认为这是“最无价值”的说法，并进行反驳。
第二种亡国论，是担心中国走上土耳其的命运。梁启超通过比较中国与土耳其，认为土耳其的问题，在于国内小国林立，民族众多，中国不存在这个问题。
第三种亡国论，说的是日本的威胁。梁启超承认，这也正是他“日日忧之”的问题，但即便如此，也未必亡国。
四、对德断交
尽管朝野一片反对痛骂，梁启超仍一意孤行。而其目标不只在宣战，还在出兵。这一点其实很重要，日后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巴黎和会，以及后来的五四运动的发生，其实都与此有关。
当时，梁虽是担任财政总长，但因刚刚参与过段祺瑞的讨逆军，在内阁中还很有影响。经过他的游说，事情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
1917年2月1日，德国宣布实行无限制潜艇封锁海面战略。3日，美国宣布对德国绝交，并照会中国政府，要求中国与美国一致行动。梁启超自此再度活跃，积极鼓动中国对德断交、甚至宣战。
2月17日，法国邮轮阿多斯号（Athos）在地中海被德国潜艇用鱼雷击沉，船上有1000名中国劳工，其中543人丧生。
这件事激化了正在酝酿的对德外交。一方面是美国在拉拢中国对德绝交，另一方面德国潜艇战又造成了华工的重大伤亡，梁启超认为中国应顺应世界潮流，赶紧加入协约国一方参战。为此，他遭到了以原国民党参议员为主的舆论攻击。
尽管压力巨大，梁启超仍然在三月初两度致函段祺瑞，提醒他“（与德）绝交既为终不能免之事，早绝一日，则德人及国内捣乱分子即少一分活动余地，此不可不当机立断者也。”为防德人“铤而走险”，“宜即日将德、奥商船扑获”。
在梁启超的大力协助下，政府终于顶着重重阻力，分别在3月10、11日获得了众、参两院的通过。3月14日，中国政府宣布对德国绝交。
五、对德宣战
绝交之后，梁启超则致力于推动对德宣战。他并不赞同“弱国无外交”的说法，认为弱国正因为弱，更要充分利用外交机会，提高国际地位。
他认为，中国不能只有宣战之名，要想实现预先的目的，必须对战争要有所贡献，因为只有“尽一份义务，方可取一份权利”，“在战场上与吾友邦结一共同利害，为将来增进国家地位，作一层牢固之保障”。
梁启超、段祺瑞推动参战，遭到总统黎元洪的坚决反对，在国会中占优势的原国民党势力也大力反对。参战案在国会受阻，总理段祺瑞急于求成，居然在5月份导演了一出“公民团”请愿事件，找了一帮地痞充作公民代表，包围国会，试图逼迫议员，结果不仅没有得逞，反而导致国会反弹，要求改组内阁。
段祺瑞只好去职，避居天津，政府立即瘫痪，这引发更多的连锁反应。各地军阀立即表态，8省督军随即宣布，脱离中央而独立。张勋出面胁迫黎元洪解散国会，趁乱拥戴溥仪复辟清室。段祺瑞等组织“讨逆军”，赶走溥仪、张勋，重新组阁，冯国璋则代理总统。
于是，终于在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发布《大总统布告》：“爰自中华民国六年八月十四日上午十时起，对德国、奥国宣告立于战争地位。所有以前我国与德、奥两国订立之条约、合同、协约及其他国际条款、国际协议属于中德、中奥间之关系者，系依据国际公法及惯例，一律废止。”而这篇布告，正是梁启超起草的。
历史证明，中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明智的：不仅收回了相当大的部分利权，而且第一次以战胜国的身份亮相国际，这是自同光中兴之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再度露出中兴之相。尽管在巴黎和会上，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遭受了不公正待遇，引爆了国内的五四运动，但也为1921年在华盛顿会议上解决山东问题，做了极好的铺垫。
他在《欧洲战役史论》中预测德国胜利，所依据的只是当时德、意、奥与英、法、俄双方的力量对比。一旦美国宣布参战，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他对战争前途的看法也就随之而变，迅速得出了德国必败的结论，并敦促段祺瑞政府向德国宣战，力争战后为中国取得国际地位而做了未雨绸缪。说到这里，梁启超的预言还有更为重要的两点：“一曰政治思想必大变动，而国家主义或遂衰熄；二曰生计组织必大变动，而社会主义行将大昌也。”后者真的被他说中了，欧战之后，诞生了社会主义苏联；至于前者，要等到三十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家主义才走上日薄西山的末路。无论如何，他的历史认知的前瞻性与预见性是极为难得的。
尺寸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