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风眠 1960年作 大理花 镜心

题识：林风眠。
钤印：林风瞑印（朱）

出版：1.《大理花》海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1年。
2.《林风眠》内刊，第7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0年代。
3.《林风眠画集》，图版56，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年。
4.《林风眠的绘画艺术》，苏天赐著，南京艺术学院学报，1983年。
5.《现代美术家画论·作品·生平-林风眠》，作品附录图版70，学林出版社，1988年。
6.《现代美术家画论·作品·生平-林风眠》，作品附录图版70，学林出版社，1996年。
著录：《画未了：林风眠传》，第243页，中华书局，2016年。

来源：林风眠学生席素华之子王泽良珍藏。

说明：1.林风眠学生席素华之子王泽良曾自述，此作自1966年起由王泽良妥善保管，1972年林风眠获释后，特将此画作为奖励及新婚贺礼正式赠予王泽良。
2.王泽良，浙江绍兴人，上海同济大学教授，其母为林风眠学生席素华，系冯叶同母异父兄长。
3.林风眠不喜在画作署有年款，综合出版信息，此画应作于1960年。查1979年上海美术馆所办“林风眠画展”目录，编号49作品名称“大丽花”创作年代1960年，或为此作。
方形构图是林风眠的标志性艺术语言，这一选择并非偶然，而是基于其“求完整、蕴充实”的造型理念—方形向四方等量扩展，内部常聚焦一个核心圆形元素，通过空间的集中调配，营造出极具爆发力的磅礴气势。此幅《大理花》便将这一构图精髓发挥到极致：蓬勃舒展的绿叶与盛放的花瓣几乎掩尽花瓶，四射的花姿仿佛欲冲破画纸边界，弧曲线条在方形空间内自由延展，即便尺幅之内，亦具宽阔博大的气象。画家精准把控整体结构，重视平面分割，每一寸画面皆被充分调动，无半分浪费，尽显匠心。
色彩表现上，林风眠更突破传统水墨设色的浅绛桎梏，以浓艳厚重的色彩赋予花卉鲜活生命力。他深谙生宣纸特性，采用水粉厚抹、色中掺墨、墨底压色等重色等技法，让艳丽色彩深入纸髓却不失厚实感，看似信手挥洒，实则经严格推敲。画面中，浓郁紫花与明黄色花朵相依相衬，强烈的色彩对比带来直击人心的视觉冲击；密集的色线交织，暗合印象派色彩冷暖转折规律，于天真烂漫中藏丰富层次，将大理花的盛放之姿刻画得淋漓尽致。
此幅《大理花》为林风眠学生席素华之子王泽良旧藏。1952 年林风眠定居上海后，结识雅好艺术的席素华夫妇，席素华更拜入其门下学艺。因林风眠家人移居国外，席素华常携子王泽良、女冯叶照料其生活起居，结下深厚情谊。***期间，林风眠遭受批判，其画作难以保留，而此件《大理花》则因王泽良得以幸免于难。王泽良在郑重所著《画未了：林风眠传》一书中曾讲述了这个过去，“抄家一开始，林伯伯就和我妈妈商量如何处理那些画，留在他手中的都是精品，他当然不舍得毁掉……后来要我把一批画带到学校去，那时我是华东师范大学学生，宿舍里有独用的书桌，比较安全。一个周日晚上，我返校时，卷了一大包林的画，有‘黑山黑水’，裸女等，其中有林最在意的一张《大理花》，曾开画展，得过奖，其印刷品还在林的北屋里挂过一段时间。我临走时，林还很伤感地说：‘实在不行就毁了吧，不要害了你们。’谁知这一放就是六年，直到林从看守所出来。当他知道这批画安全，很是高兴。那时我正好在筹办婚事，他就将《大理花》送给我作为贺礼和奖励。”这段跨越劫难的守护与馈赠，更显此作的珍贵难得。
根据作品背后标签及目前所见权威出版推测，此幅《大理花》应创作于1960年。作品屡经早年重要出版收录，清晰可考：1961年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刊印为海报，为所见最早公开面世之记录；后又载于该社内刊第七页，进一步印证其早期传播轨迹。1979年，作品入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编纂的《林风眠画集》，查阅同年上海美术馆举办“林风眠画展”，其中一幅标注“1960年作《大丽花》”的展品，推测或为此件佳作。至80年代，作品再度收录于《现代美术家画论·作品·生平-林风眠》，持续载入林风眠艺术研究的重要文献，其艺术史地位不言而喻。
1977 年林风眠赴港前，以画赠好友，表达惜别之情。不同于赠予沈柔坚、艾青等人的栖枝小鸟题材，林风眠赠予挚友吕蒙的亦是一幅《大理花》。在《不朽的艺术—回忆林风眠》一文中，吕蒙写到：“77年他终于获准出国探亲，走之前，他把我和黄准请去，拿出了一叠画要我们挑选，大概是作为临别纪念吧。我们有点不好意思，于是他说，我来给你们挑。使我感到奇怪的是，他没有送我们平时画得最多的风景、鹭鸶、仕女之类的画，却给我们一人挑了一张色彩十分鲜艳，调子十分明朗的大理花。这两幅充满生气的画，在他的作品中并不多见，他为什么偏偏选了这两幅呢？我想也许是因为他当时那种即将结束自己孤独生活，能与妻儿团聚时的开朗心情吧，这是他很少有的馈赠，也是我很少接受他的一次赠送。”由此可见，“大理花”对林风眠而言意义非凡，是其内心炽热情感与特殊心境的专属寄托，堪称其作品中与众不同的存在。
作为二十世纪中国现代绘画的开拓者与中西艺术交融的先驱，林风眠以毕生之力打破传统桎梏，于东西方美学的交汇点开辟出独树一帜的艺术疆域，其作品既承载着民族文化的深厚底蕴，更蕴含着跨越时代的人文力量，成为中国现代美术史不可或缺的精神坐标。正如吕蒙所言，“每当看到晒台上这盆长得十分茂盛的龟背竹，看到挂在墙上的那幅大理花，尤其是当我翻开他的画册时，他的一切总会时常浮现在我的心头。他性格内向，却有着一颗炽热的心。他是一位热爱祖国的画家；他爱人民，热爱大自然的一草一木，是大自然的歌颂者，在他的绘画中，充分地表现了他的爱与恨，流露了他的内心，他的画就是林风眠自己。”此幅《大理花》便恰似大师的精神写照—浓烈色彩是其炽热内心的流露，饱满构图是其开阔胸襟的映射。借此机会，希望观者也能从这幅《大理花》中体会到“炽热”的林风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