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粟 顾树森 作 蔡元培 沈恩孚 题 1936年作 鸣鸟修竹 立轴

题识：二十五年五月二十四日，潘君公展招饮杏花酒家，海粟酒酣纵笔写八哥、枯柳，荫亭补竹，孑民、信卿二老即席题诗，尤为难得，翌日海粟并记。
钤印：刘九（朱）　武进刘氏（白）　曾经沧海（朱）
题跋：1.老树如攫人，修竹乃吾友。若闻好鸟鸣，沸耳笙歌后。元培。钤印：蔡元培印（白）2.择木而栖，既借一枝，愿虚尔心，以竹为师。若婴。钤印：恩孚（白）3.柳疏竹瘦栖鸲鹆，刘顾挥毫蔡沈题，依样葫芦成别本，方知真趣在天倪。方海粟以别本倩录原题两本相形益叹，此幅真妙手偶得也。予笑谓将留此贻我乎，海粟既诺之，旋付摄影乃携此见脱重题，以志墨缘，丁丑（1937年）春，若婴年七十四。钤印：沈恩孚（白）、婴（朱）

出版：《刘海粟国画三集》，第2页，商务印书馆，1937年。

来源：朵云轩旧藏。
刘海粟（1896-1994），字季芳，号海翁，别署静远老人、游天阁主，江苏常州人。工书画、诗文。历任南京艺术学院院长，名誉院长，教授。上海美协名誉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出版有《刘海粟画集》多种。
顾树森（1886-1967），号荫亭，江苏嘉定人。中华职业教育社发起人。先后国民教育司司长、中华工商专科学校校长。***，历任江苏师范学院任教育学科教授、江苏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擅长书画，文艺。
蔡元培（1867-1940），字鹤卿，阿培、民友、孑民，号鹤青，浙江绍兴人。光绪十八年中进士，授编修。1905年加入同盟会。其后留学德国，又往法国，1916年底回国，次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被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27年后，任南京政府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监察院长等职。又为上海音乐学院创始人。
沈恩孚（1864-1949），字信卿、恩孚，号若婴，江苏吴县人。工书，擅作擘窠大字。历任江苏都督府民政司次长，上海沪江文学院、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
一幅《鸣鸟修竹》，凝萃近代文化界四大巨擘的才情与风骨，堪称近代文人雅集的见证与美育革新的精神图腾。1936年5月，友人潘君展览宴席之上，蔡元培、刘海粟、顾树森、沈恩孚酒酣意畅、雅兴勃发，同心协力成此佳构：刘海粟挥毫主绘八哥枯柳，笔力苍劲洒脱；顾树森补缀虚竹数竿，清劲挺拔含姿；蔡元培、沈恩孚次第题跋唱和，墨韵与文心交相辉映。作品集绘、题、跋三美于尺幅，既是文人间情谊的瞬间凝固，更承载着中国近代艺术教育转型的深厚脉络，兼具艺术造诣、历史文献价值与人文厚度，实为传世瑰宝。
四位创作者皆为近代中国文化史的标杆性人物——蔡元培之思想擘画、刘海粟之艺术革新、顾树森之学养蕴藉、沈恩孚之文心雅致，学识贯通古今，胸襟涵容天地，其影响力深刻塑造了近代文化与教育的走向。而这幅合璧之作的灵魂，更源于蔡元培与刘海粟之间一段志同道合、传为佳话的深厚情谊，其渊源早已植根于两人在美育理想上的高度契合与精神共鸣。
蔡元培于1917年在神州学会宣讲《以美育代宗教说》，文刊《新青年》后振聋发聩，搅动整个思想界。文中“专尚陶养感情之术，则莫如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的核心主张，恰与刚创办上海图画美术院、饱尝初创艰辛的刘海粟所发创校宣言形成深刻共鸣——刘氏彼时矢志“在惨酷无情干燥枯寂的社会里，尽宣传艺术的责任，以艺术救济民众烦苦、惊觉世人睡梦”。理念的高度契合令刘海粟深生景仰，随即致书蔡元培，坦陈创校初心与美育热忱，蔡元培阅信后欣然复函，邀其赴京畅叙幽怀。
1918年7月，刘海粟应约北上，于北京大学美术研究会纵论欧洲近代艺术思潮，更在蔡元培亲自主持下举办首次个人作品展。蔡元培亲书“闳约深美”四字匾额相赠，字字千钧，寄寓对该校艺术教育革新的殷切期许。1919年12月，上海图画美术院组建校董会，蔡元培、梁启超、沈恩孚等20余位文化巨擘受邀出任校董，翌年公推蔡元培为校董会主席。此后两人过从愈密，蔡元培为学校题写“诚实”二字作为校训，更多次亲赴美院讲演，以实际行动鼎力支持艺术教育革新。
刘海粟于1922年再赴北京，在蔡元培发起下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举办画展。蔡元培专门撰文《介绍艺术家刘海粟》，盛赞其“个性峻烈鲜明，作品中锋芒毕现；于色彩线条具强烈表现力，色彩常以冷暖反照之调交织，线条单纯灵动，迥异于纤细雕琢的技巧主义，绝无修饰夸张之态”，直言其“走自身所择之路，抒内心真切之情，不受既定范式拘束”。此后刘海粟历次画展，蔡元培皆亲为题序，这份逾十载的器重与扶持，源于多重精神契合：刘海粟在艺术创作与办学实践中彰显的澎湃激情、叛逆开拓精神，对抗旧势力、更新艺术思想的非凡魄力，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感，恰是兼容并包、推崇革新的蔡元培所珍视的品质；而两人在教育思想、艺术旨趣上的高度一致，以及在中西文化交融时代下“引西方美育资源、推中国传统艺术”的共同追求，更成为彼此深度携手的根本缘由。
这幅《鸣鸟修竹》，将四位大家的才情与风骨凝于尺幅：刘海粟的绘笔见金石气，顾树森的竹枝含文人韵，蔡元培与沈恩孚的题跋蕴书卷香，笔墨的交融、题跋的呼应，不仅展现了近代文人的综合素养与艺术才情，更凝固了一段影响中国近代艺术教育走向的珍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