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品描述：
款识：缶庐。
钤印：吴俊卿（白）
藏印：一砚斋藏（朱）
吴俊卿继撝叔之后，为一时印坊盟主。其气魄宏大，天真浑厚，纯得乎汉法。吴氏身兼众长，特以印为最。远迈前辈，不可一世。东赢海隅，亦竟相争效，然得其真传者，能有几人乎?
—孔云白
回忆吴昌硕先生
潘天寿
我在二十岁的时候，到沪任教于上海美专，得老友诸闻韵的介绍，始和昌硕先生认识。那时候，先生的年龄，已近八十了；身体虽稍清癯，而精神却很充沛；每日上午大概作画，下午大概休息。先生平易近人，喜谐语；在休息的时间中，很喜欢有朋友和他谈天。我与昌硕先生认识以后，以年龄的相差，自然以晚辈自居，态度恭敬；而先生却不以此而有所距离，因此谈论诗画，请益亦多。回想种种，如在眼前，一种深情古谊，淡而弥永，真有不可语言形容之慨。
昌硕先生诗、书、画、治印，无所不长。他的作品，有强烈的特殊风格，自成体系。书法尤工古篆，以石鼓文成就为最高。郑太夷评他的石鼓文说：
“邓石如，大篆胜于小篆。何子贞，只作小篆，未见其作大篆。杨沂孙、吴大澄，皆作大篆。邓何各有成就，杨吴不逮也。缶道人以篆刻名天下，于石鼓最精熟。其笔情理意，自成宗派，可谓独树一帜者矣。”
有一天下午，我去看昌硕先生；正是他午睡初醒之后，精神甚好，就随便谈起诗和画来。谈论中，我的意见，颇和他的意趣相合，他很高兴。第二天就特地写成一副集古诗句的篆书对联送给我。对联的句子上联是：“天惊地怪见落笔”，下联是：“巷语街谈总入诗。”昌硕先生看古今人的诗文书画等等，往往不加评语；看普通晚辈的诗文书画，只说好，也往往不加评语；这是他平常的态度。他送给我的这副篆书集联，自然是奖励后进的一种办法。但是这种奖励的办法，是昌硕先生平时所不常用的。尤其他所集的句子，虽系出于褒奖勉励，实觉得有些受不起；也更觉得郑重而可宝贵。很小心的什袭珍藏，有十多年的长久。抗日战争中，杭州沦陷，因未随身带到后方，而遭遗失，不识落于谁人之手?至为可念!回忆联中所写的篆字，用“如锥划沙”之笔，有“渴骥奔泉”之势，不论一竖一划，至今尚深深印于脑中而不磨灭。
昌硕先生对于古篆方面的成就，和他在印学上的成就是一样的，可说举世皆知，无须加以详述。
楷书方面，昌硕先生曾谈起：“学钟太傅二十余年。”故他在八十高龄的时候，尚欢喜写小正楷扇面，严毅精纯，一丝不苟；使吾辈年轻人望而生畏。足以知道昌硕先生楷书的渊源，及他工力的深至。行草书方面，是用他的篆书楷书相参而生，如枯藤。如斗蛇，一气相连，不能遏止；用它题写绘画上的款识，极与画风相配合，而成绘画上的新风格。
昌硕先生在绘画方面，也全运用他篆书的用笔到画面上来，苍茫古厚，不可一世。昌硕先生自己，也以为用钟鼎籀之笔入画，是他的特点。而且他的题画诗上，也常常提到这点。
例如挽兰匄的诗中说：画与篆法可合并，深思力索一意唯孤行。
又如题画梅说：山妻在旁忽赞叹，墨气脱手椎碑同，蝌蚪老苔隶枝干，能识者谁斯与邕。
又如为诺上人画荷赋长句说：离奇作画偏爱我，谓是篆籀非丹青。
同时，他作画方面，极力主张气势。他常说：“作画时须凭一股气。”
实在昌硕先生不论对诗、书、治印等等，都以气势为主。故他的题画诗上，也往往谈到气势方面。兹摘录他的题画诗句如下：
为诺上人画荷赋长句 墨荷点破秋冥冥，苦铁画气不画形。沈公书来索画梅 梦痕诗人养浩气，道我笔气齐幽燕。得苔纸醉后画梅 三年学画梅，颇具吃墨量。醉来气益壮，吐向苔纸上。浪贻观者笑，酒与花同酿。法与草圣传，气夺天池放。 勖仲熊
我画非所长，而颇知画理；使笔撑槎枒，饮墨吐畏垒；山是古时山，水是古时水，山水饶精神，画岂在貌似；读书最上乘，养气亦有以；气充可意造，学历久相倚；荆关董巨流，其气乃不死。
昌硕先生的绘画，以气势为主，故在布局用笔等各方面，与前海派的胡公寿、任伯年等完全不同。与青藤、八大、石涛等，也完全异样。如画梅花牡丹玉兰等布局时，不论横幅直幅，常常从左下面向右面斜上；也间有从右下面向左面斜上；它的枝叶也作斜势，左右互相穿插交叉，紧密而得对角倾斜之势。尤其欢喜画藤本植物，如紫藤、葡萄、南瓜、葫芦等等，或从上左角而至下右角，或从上有角而至下左角，奔腾飞舞，真有蛇龙失其夭矫之概。他的题款并多作长行，以增布局之气势。可说独开大写花卉画藤的新生面。
昌硕先生绘画设色方面，也与布局相同，能打开古人的旧套。最显著的例子，是喜用西洋红。西洋红的颜色，原自海运开通后来中国的。吾国在任伯年以前，未曾有人用它来画国画，用西洋红画国画可说开始自昌硕先生。因为西洋红的红色，深红而能古厚，可以补足胭脂淡薄的缺点。再则深红古厚的西洋红色彩，可以配合先生古厚朴茂的绘画风格，因此极欢喜用它。昌硕先生把早年专研金石所得的成就——以金石的古厚质朴的意趣，引用到绘画用色方面来，自然不落于清新平薄，更不落于粉脂俗艳。他大刀阔斧地用大红大绿而能得到古人用色未有的复杂变化，可说是大写意花卉最善于用色的能手。然而他却常说：事父母，色难。作画亦色难。
他又常说：作画不可太着意于色相之间。
昌硕先生长于设色，却作以上的说法，这大概是中国的绘画到了近代，每以墨色为主彩，就是“画家以水墨为上”的原理。因为墨色易古不易俗，彩色易俗不易古。故说“色难”及“作画不可太着意于色相之间”，这全是昌硕先生深深体会到用色的艰苦而有所心得才这样说的。近时白石老先生绘画上的设色布局等等，也大体从昌硕先生方面而来，加以自己的变化，而成白石先生的风格。表面上看，他的这种风格可说与昌硕先生无关；但仔细看，实从昌硕先生的统系中支分而出。这点，白石先生自己也在他的绘画诗中说得十分清楚。
青藤雪个远凡胎，老缶衰年别有才；我欲九泉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
昌硕先生，无论在诗文、书、画、治印各方面，均以不蹈袭前人，独立成家为鹄的，故在他的题画诗上或谈论上，常常很随便地提到。他在刻印的长古曾说：今人但侈摹古昔，古昔以上谁所宗。诗文书画有真意，贵能深造求其通。
又题画梅说：画之所贵贵存我，若风过箫鱼脱筌。
又题葡萄说：吾本不善画，学画思换酒；学之四十年，愈学愈怪丑；草书作葡萄，笔动蛟龙走。或拟温日观，应之曰否否；画当出己意，摹仿堕尘垢，即使能似之，已落古人后。所以自涂抹，但逞笔如帚：世界隘大干，云梦吞八九；只愁风雨来，化龙逐天狗；亟亟卷付人，春醪酌大斗。
又白石先生自嘲下注说：吴缶庐常吾之友人语曰：“小技拾人者则易，创造得则难。欲自立成家，至少辛苦半世；拾者至多半年，可得皮毛也。”
然而有一次，我画成了一幅山水画，自己觉得还能满意，就拿去给昌硕先生看看。他看了以后，仍旧只是说好。但是当天晚上，却写成了一首长古，第二天早晨，就叫老友诸闻韵带交给我。诗里的内容，可说与平时不同，戒勉重于褒奖。在此也知道昌硕先生对于研究学术的态度，极重循序渐进，不主冒险速成，兹录其长古如下： 读阿寿山水障子 龙湫飞瀑雁荡云，石梁气脉通氤氲。久久气与木石斗，无墨碍处生阿寿。寿何状兮颀而长，年仅弱冠才斗量，若非农圃并学须争强，安得园菜果蓏助米粮。生铁窥太古，剑气毫毛吐，有若白猿公，竹竿教之舞。昨见画人画一山，铁船寒壑飞仙湍，直欲武家林畔筑一关，荷篑沮溺相挤攀。相挤攀，靡不可，走入少室峰，蟾蜍太幺么，遇有吴刚刚是我。我诗所说疑荒唐，读者试问倪吴黄。只恐荆棘丛中行太速，一跌须防堕深谷，寿乎寿乎愁尔独。
我在年轻的时候，便很喜欢国画；但每自以为天分不差，常常凭着不拘束的性情，和由个人的兴趣出发，横涂直抹，如野马奔驰，不受缰勒。对于古人的“重工夫、严法则”的主张，特别加以轻视。这自然是一大缺点。昌硕先生知道我的缺点，便在这幅山水画上明确地予以指出，就是长古末段中所说的“只恐荆棘丛中行太速，一跌须防堕深谷，寿乎寿乎愁尔独。”他深深地为我的绘画“行不由径”而发愁。
昌硕先生谢世以后，每与诸旧好谈及近代诗、书、绘画、治印等项，总是要谈到昌硕先生。因此也常常忆起昔年与昌硕先生许多过往的情况。抗日战争中，流离湘、赣、滇、蜀，笔砚荒废，每怀念昌硕先生诗、书、绘画、治印的卓绝而特殊的风格，为左右一代的大宗师，不禁时有所怀念。也因怀念而咏之于诗篇，兹将拙作忆缶庐先生的诗录下：
月明每忆斫桂吴，大布衣朗数茎须。文章有力自折迭，情性弥古眸清癯。老山林外无魏晋，驱蛟龙走耕唐虞。即今人物纷眼底，独往之往谁与俱。
吾国近年画坛，殊感寂寞。黄宾虹先生亦归道山，齐白石先生因年高，也不能多作画。在谈谈吴昌硕先生过往情况之下，吾将拭目有待于吾辈以后的可畏青年了。
1957年1月
怀念吾师吴昌硕
王个簃
昌硕先生谢世已有五十余年了，然对先生的敬慕之情，却是有增无已。近日翻阅我早年所作旧诗稿，内有不少先生与我的唱和之作，又见悼诗《哭缶师》一首，更增添了我的思念之意。诗云：“公爱我甚为可教，善诱循循期深造，公今一病遽长瞑，师恩无量将何报?病前一夕尚论诗，摩诘东野心中好。三更侍坐兴不孤，变生仓卒宁所料。……寒夜思公公不复，心眼恍惚留形貌。魂魄一去日远遥，我欲进招云窅窱，匠石不作臣质死，静言思之躬自悼。”我第一次见到先生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那时我还在南通省立第七中学任教，由缶师的老友诸宗元及学生李苦李介绍，到上海参加昌硕先生八十寿庆活动，见到了自己仰慕已久的艺术家，此后，我便不顾一切地辞去了报酬尚优的南通教职，只身来到上海，投在昌硕先生门下学艺。两年后，得先生看重，做了缶师孙儿吴志源的启蒙老师。自此，得随先生左右，直至吾师去世。
我入先生家时，他对外已号称封笔，但应酬的作品仍然不少，给了我观摩学习以得天独厚的条件。不但先生对我的关切教导，使我铭记于心。他那高深的艺术造诣，和治学精神，更是我终生学习的榜样。
先生融诗文、金石、书、画于一炉，博采众长，蹊径独辟，形成了重要的艺术流派，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且不说他沈潜于刻印“自少至老，与印不一日离……”（《西泠印社记》），融浙皖两派之长，参以邓、吴、赵诸家而归其本于秦、汉，达到了纯朴浑厚，出神入化的艺术境地。也不说他“曾读百汉碑，曾抱十石鼓”和“强抱篆隶作狂草”笔势奔驰，苍劲雄浑，凝炼遒劲，貌拙气酣的书法艺术。单说他敢以作籀之笔入画，给写意花卉的运笔带来了新的生机，就足以给后学者以新的启示。
先生作画，笔恣墨纵，不拘成法，外貌粗疏而内蕴浑厚，齐白石说他：“余见缶庐六十岁前后画花卉，追海上任氏，得名天下，后参赵氏法，而用心过之，放开笔机，气势弥盛，横涂竖抹，鬼神亦莫之测，于是天下叹服矣!”他以极度简练的笔墨来表现深邃的意境，虚实相生，神完气足，所作花卉、瓜果、山水、人物，缘物寄情，充分表现出物体内在的气质和生命力!
他充分发扬了中国画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创作传统，既突出了对象的神韵，又增添了诗意；你看他在一大片绿色的芭蕉叶上画上了几颗黄澄澄的枇杷，背景又补了一支亭亭而立的淡墨荷花，是何等的清新、诱人!尽管这几件东西并无太多的关联，但谁也不会觉得这样配置不自然与不合理。再看那两幅水墨《枇杷》与《桃》，尽管不施一笔颜色，然而那水果质感、果树的生机，不是全都跃然纸上了吗?读者不是能感受到画面上丰富的“色彩”吗?我还看到先生的另一幅《双钩枇杷》行笔很不经意，以狂草笔法为枝叶，画个圈为果实，题款云：“唯双钩一无师承，未免为识者笑耳”之句。又一幅《墨枇杷》，二尺长的枝干不见一叶，枝梢果实透熟，枝旁凭空画了一块大石，先生通过巧妙的题字，把它们诗意地结合在一起了，体现了他丰富多样的艺术手法。
昌硕先生设色，同样有其独到处，艳而不俗，强烈而又和谐，浓重典雅，浑然天成。他极重视色彩的配置，他把洁白的玉兰和嫣红的牡丹画在一起，也画红蔷薇映绿芭蕉，或画五彩缤纷的菊花，衬托、对比相映成趣。
先生善作诗文，有的古朴隽永，也有的活泼自然，接近口语。尽管日常诗友酬唱时他总是捷足先得，但在正式定稿时，他总要反复推敲，十分慎重，他对诗作精益求精，苦吟数十年未尝间断。
“深思力索”是先生一贯的学习方法，他主张思而后学，对各种不同的意见，亦不以尊卑为准绳。平时，常有一些老友来探望先生，并出示一些书画求教，先生总要我认真地看，待客人走后，他就要我谈出它们的优劣，然后把自己的看法告诉我，使我得到教益。先生自己画完画，亦要我提出意见；一次他画了幅四尺大松，有个朋友建议他在左上方加上几笔，那人走后，先生问我的看法如何，我以为这株松姿态很美，用笔潇洒，点染随意，是一幅在不经意中颇具匠心的作品，要是再加上几笔，就多此一举了。先生听后，仔细考虑一下说：“启之说得对，这正合我的想法，不加了！”
先生极重视作品的“神气”力求做到气脉贯通，他在不少题画诗中都讲到了气势的问题。
昌硕先生为人冲淡、谦和，他常说要“不薄今人爱古人”。他不但对青藤、白阳、八大、石涛、赵之谦、吴让之诸家极为推崇，对同时代的任伯年、蒲作英、陆廉夫等，亦是待人以诚、求知若渴，因而能博采众长。他平日诙谐、达观，与我这个小辈之间亦常戏作一些富于生活情趣的小诗；他在我俩合影的照片旁题上：“手扶藤杖陟山级，个簃从之防我跌，龙泓’石像’菀尔而笑曰，印不藏锋书退笔，老而不死是为贼。”
先生热爱艺术也热爱生活，虽年逾古稀，还保存着可贵的童心。有件小事，使我至今不能忘怀；就在先生逝世前数月，我们去超山赏梅，回杭时途经塘栖，对着明媚的春光，先生不顾八十四岁高龄，与我在河边捡石削水，当他看到自己甩出的瓦片能在水面上跳五下，而我削出的瓦片跳不起来时，便爽朗地大笑，连说：“启之还削不过我!”彷佛回到了童年时代!
而今，我已年逾八旬，献身艺事近六十年，在长期的艺术生涯中，甘苦倍尝，深感缶师精湛的艺术造诣，得来绝非偶然，这与他坚韧不拔的意志，对艺术事业锲而不舍、赤胆忠心是分不开的，益觉先生的可敬与可亲。
一九八一年五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