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昌硕刻 芙蓉石自用闲章

印文：杜权
边款：杜权，见列子黄帝篇，苦铁。

出版：
1.《观自得斋印集苍石印谱》P2，第4册，徐士恺（子静）．五十九岁／原钤本，1902年。
2.《缶庐印存二集》吴昌硕（缶庐），P2-1，六十七岁／原钤本，上海西泠印社刊行，1910年。
3.《吴昌硕印存手卷》，方去疾（文俊），十五岁／原钤本，1936年。
4.《吴昌硕印谱二集》P12，中国印学社刊行，1937年。
5.《晚清四大家印谱》P39，第4册，方节盦（约），卅九岁／原钤本，1951年。
6.《苦铁印选》P25，文史哲出版社刊行，1980年。
7.《中国篆刻丛刊第三三卷—吴昌硕（二）》P77，日本二玄社刊行，1981年。
8.《苦铁印选稿本》P8，陈康健（未详事迹）／原钤本，2003年。
备注：吴昌硕第三子吴东迈旧藏，刘汉麟递藏。“杜权”自用印是仿秦汉私印的风貌，语见《列子·黄帝》。指万事万物有变化有转机，印中并笔的使用出神入化，线条显示出轻灵而健爽的作风，为吴氏自存之印，被明确著录于《吴昌硕自用印集》卷4-19（1979年浙江美术学院水印厂刊行，四卷四册）。

吴昌硕（1844-1927），浙江安吉人。原名俊，字昌硕，别号缶庐，是我国近现代书画艺术发展过渡时期的关键人物，“诗、书、画、印”四绝的一代宗师。与任伯年、赵之谦、虚谷齐名为“清末海派四大家”。吴昌硕的艺术别辟蹊径、贵于创造，最擅长写意花卉。他以书法入画，把书法、篆刻的行笔、运刀、章法融入绘画，形成富有金石味的独特画风。他以篆笔写梅兰，狂草作葡萄，所作花卉木石，笔力敦厚老辣、纵横恣肆、气势雄强，构图也近书印的章法布白，虚实相生、主体突出，画面用色对比强烈。

我性疏阔类野鹤，不受束缚雕镌中
——吴昌硕篆芙蓉石自用印
印章之中有吉语印，自战国时便蔚为流行，印文往往取吉祥词语，可以说是一种普遍而向来为收藏者所喜爱的闲章。此次东南秋拍中所呈献的一方吴昌硕芙蓉石自用印，其印文为白文的“杜权”二字，乍看之下仿佛姓名印，实则以吴昌硕边款所写“杜权，见列子黄帝篇，苦铁。”可见此印乃是吉语印，其“杜权”一词出自《列子》中的“黄帝第二”篇，是列子的老师壶子与神巫季咸的对话——（季咸）出而谓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灰然有生矣，吾见杜权矣。”列子入告壶子。壶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名实不入，而机发于踵，此为杜权。”
这里的“杜权”，晋代的张湛注解为“有用而无利，故谓之杜权”。实际上，此段文字亦见载于《庄子·内篇·应帝王》中，清末王先谦的集解里，引用清人宣颖的说法，曰：“杜闭中觉有权变。”在尹协理的《列子注释》中引用陈鼓应先生的说法：“陈鼓应：‘权，变，动。谓闭塞中有变动。’引林云铭：‘闭藏之中，稍露动变端倪。’”由此可见，“杜权”一词，是“闭塞之中有所变动”的意思，也寓意胶着之事会有转机。吴昌硕先生以此词入印，取其万物有变化转机之意，可谓吉祥之语，同样也是对自身的勉励。
这方印自刻成之后，便作为吴昌硕的自用印，之后为吴昌硕第三子吴东迈所收藏，又经刘汉麟递藏，成为“有容堂”的重要珍藏之一。刘汉麟是民国时期的著名实业家、兰花以及书画收藏大家，承其父刘永康（善斋）的橡胶生产大业，而他在艺术收藏方面，更是眼光独到，“有容堂”珍藏可谓享誉四海。另外，刘汉麟与吴昌硕的长孙吴长邺乃是同窗好友，实属机缘深厚。因此，刘汉麟“有容堂”所收藏的吴昌硕印章，往往是吴昌硕自用印中的精品，弥足珍贵。这方吴昌硕自用印“杜权”，被明确著录在1979年浙江美术学院水印厂出版的《吴昌硕自用印集》中，乃是吴昌硕成熟时期的作品。
吴昌硕，这位集篆刻、书法、绘画、诗文之大成的艺术巨擘，既是海派艺术的代表人物，也是西泠印社的首任社长。吴昌硕自小便尤其喜欢篆刻。据林树中编纂的《吴昌硕年谱》记载：“（15岁）是年前后，即嗜刻印，磨石奏刀，反复不已。其父多加指引，遂得门径，益乐此不疲。”吴昌硕在《西泠印社记》中曾说道：“予少好篆刻，自少至老，与印不一日离，稍知其源流正变。”他的篆刻不仅跳出了浙、皖两派的藩篱，而且将浙派的苍劲古拙与皖派的刚健俊秀结合起来，又吸收、融合了大量石鼓文、砖瓦铭文、封泥钟鼎、秦汉碑刻等书法文字的特点，自成一家，形成了大气浑厚、高古拙朴的风格。他曾经在《刻印》一诗中写道：“天下几人学秦汉，但索形似成疲癃。我性疏阔类野鹤，不受束缚雕镌中。少时学剑未尝试，辄假寸铁驱蛟龙。不知何者为正变，自我作古空群雄。”此印为芙蓉石，形制端方，色彩明丽，抚之温润柔腻，可谓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