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题唐写经《妙法莲华经常不轻菩萨品第二十》

鉴藏印：右任（朱） 常熟顾坤一（朱） 家住补溪夫容庄（朱）


唐写本
1卷 黄麻纸
提要：是经首尾俱全，存五纸，乌丝栏界，行十七字，书风流利而不失法度。卷末有民国三十七年（1948）于右任墨笔题观款。旧托裱，绫面镶边，保存完好。常熟名中医顾坤一旧藏。
跋者简介：于右任（1879～1964），名敬铭，字右任，号神州旧主、太平老人，斋号鸳鸯七志斋，陕西三原人。擅诗词，精于书法，富藏金石。同盟会会员，曾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等职。著有《右任文存》《右任诗存》等。
王勃（650～676），字子安，为“初唐四杰”之首，是唐代文学史上的开篇人物。王勃英年早逝，年仅二十八岁，然“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之妙笔华章，却亘绝千古，至今为人所称颂。杨炯在为《王子安集》所作序文中赞叹曰：“神机若助，日新其业。西南洪笔，咸出其词。每有一文，海内惊瞻。”
关于王勃文集，新旧《唐书》、《崇文总目》、《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等书目皆著录为三十卷，宋《郡斋读书志》、元《文献通考》则为二十卷，洪迈《容斋四笔》曰“勃之文，今存者二十七卷”，可见其文集至南宋已有散佚，而今更无宋元刻本存世，敦煌文献中也未见王勃集之片纸只言。今所传者皆为明清人搜辑重编，如明崇祯十三年（1640）刻张燮辑《王子安集十六卷》、清光绪九年（1883）刻蒋清翊辑《王子安集笺注二十卷》等。王勃集原本究竟是三十卷还是二十卷，倘若仅据中国传本，实难定论。
庆幸的是，日本尚存王勃集唐写本残帙四种（均被指定为“国宝”或“重要文化财”），它们为解决这一疑案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这四种残本分别是：
1.上野本：唐写本《王勃集》卷二十八墓志下（存墓志三篇），上野尚一藏（委托京都博物馆保管）。日本国寳。
2.富冈本：唐写本《王勃集》卷二十九（存行状一篇、祭文五篇）、卷三十（存王勃卒后亲友书信、祭文四篇），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日本国寳。
3.神田本：唐写本《王勃集》卷二十九之《祭高祖文》（存二十二行），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日本重要文化财。
4.翰墨城本：唐写本《王勃集》卷二十八之《陆录事墓志》（存三行），静冈县热海市MOA美术馆藏。日本重要文化财。
上述唐写本的前三种，罗振玉在内藤湖南等日本友人的襄助下陆续校勘影印，第四种翰墨城本于1979年影印出版，日本学者道坂昭广近年研究定为王勃集佚篇。此四种唐写本乃同一写手抄录，旧藏于日本千年古寺兴福寺（卷二十九、卷三十的纸面有“兴福传法”朱文印），背部皆有平安时期日僧手写戒文。正文中凡提到“华”字处皆阙笔，据内藤湖南考证，是避讳武则天祖父谥号，且写本中未采用武则天时期制字，故其抄录时代应当在武则天确立则天文字（即690年）之前，约在唐垂拱至永昌年间（685-689），比正仓院宝物中庆云四年（707）题记的王勃《诗序》还要早二十多年，距王勃去世仅十余年，故为王勃集现存最早的写本。此四种所存卷次为二十八至三十，这也证明了两《唐书》、《崇文总目》等书目所载《王勃集》原编为三十卷的史实。上述论断自民国以来已成为学界的基本共识。
此次西泠秋拍中的这件《王勃集》残卷，纵25.2cm，横21.8cm，存十二行，每行十四至十五字不等。乌丝栏界。楮纸色偏灰白，有虫蛀。纸背为平安时期日僧书写戒文，复经日本皮纸托裱（与其它四件写本相同）。从书法、内容、纸张、行款、尺寸、背部字迹、保存状况等方面仔细比对，可知此卷与日藏四种唐钞本为同一写手，且与上野本、翰墨城本同属卷二十八。文中有“又迁杨府録事”之语，为志主最后终官，又有“縂章元年”字样，与王勃写作时代相合，故推测此残篇当即上野本佚失的《陆录事墓志》。此为最新发现的王勃集佚篇断简，极爲珍贵。
此卷书法结体紧凑、圆劲有力，犹存魏碑笔意，为初唐时期之书风。诸家于卷二十八、二十九多有评论，皆可资参考。如杨守敬《留真谱》（卷九）据日本《聆涛阁帖》刻入卷二十八之十一行，云其：“书法古峭，出《文馆词林》上”，内藤湖南跋“上野本”云：“其书法近北朝人，仿佛有《敬显㑺碑》（即《敬使君碑》）、《杜文雅造像》遗意”，杉村邦彦认爲唐钞本王勃集：“在字体瘦细，线条运笔开阔及摆出向势，右肩略低的厚重结体方面具有特征。”（《唐钞本·王勃集》提要）。需要指出的是，王勃集残卷除唐人的时代气息外，尚表现出北朝碑刻的特征，我们认爲这一写卷当出自中原地方善书人之手，故其纸张、书写风格与现存敦煌写经有着明显差异，与日本的古写经及文人书法也迥然不同。其全卷或即遣唐使携归日本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