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昌硕 癸巳（1893年）作 篆书四屏 立轴

【款识】癸巳谷雨节，少庄二兄属篆即正，昌硕吴俊。
【钤印】俊卿之印（朱文）、破荷（白文）


【说明】
1.2022年11月14日经吴昌硕四世孙吴超先生鉴定为真迹并附鉴定证书。
2.附吴超先生点评视频。

此件吴昌硕《篆书四屏》于2022年11月14日经吴昌硕四世孙，著名书画家吴超先生鉴定为真迹并附鉴定证书。
款署癸巳，应为1893年。可知为吴昌硕时年50岁所书。 此阶段正是吴昌硕的石鼓文书风由肯稳深秀向奇肆古拙转变的关捩时期，由此可见此作在收藏、研究吴昌硕书法上俱存重要价值和意义。昌硕先生在诗中自述曰：“年学书欠古拙，遁 入猎碣成珷玞。敢云意造本无法，老态不中坡仙奴。”他毕生竭力探索书法艺术的“古拙”，要有“书味出唐虞”的古趣。但他更主要的在于一个“化”字，如何食古而化？他反对泥古，说今人但侈慕古昔，古昔以上谁所宗？他还要“古人为宾我为主”以役古人，他始终不倦地力索化新意于“古拙”之中，以求古与新的统一。而这件四屏之作正能够体现出他化新意于古拙之中的审美追求。
绍兴诸宗元在《缶庐小传》中，有如下评述：“书则篆法猎碣而略参已意，虽隶真狂草，率以篆籀法出之。”一语道中了昌硕先生书法上的艺术特点，同时说明石鼓文之与吴昌硕书风确立的重要性。昌硕先生自己在题《何子贞太史册》诗中也这样说：“我书疲苶乌足数，劈所不正吴刚斧。曾读百汉碑，曾抱十石鼓；纵入今人眼，输却万万古。不能自解何肺腑、安得子云参也鲁？强抱篆隶作狂草，素师蕉叶临无稿。”这里，“曾读百汉碑，曾抱十石鼓”。
此件为吴昌硕节临“阮本《石鼓文》”。《石鼓文》在近代始认定是先秦遗物，非旧议为周宣王所作，其存世拓本，书法界认为特别名贵的凡四种，以明嘉靖年间锡山安国十鼓斋所珍藏之前茅本、中权本、后劲本等三种，与浙江鄞县范氏天一阁所藏的松雪斋北宋本一种，共四种可称最古之拓本。但安氏十鼓斋珍藏之三本，悉早已为日本人所得而流入异国，范氏天一阁所藏北宋本亦已遗失，但此北宋本幸在嘉庆二年（1797年）曾由海盐书法家张燕昌双钩摹书留下遗貌，而由阮元为之刻石留于杭州府学明伦堂。据阮元自题中说：“元于嘉庆二年夏，细审天一阁本，并参以明初诸本，推究字体，摹拟书意，嘱燕昌以油素书丹，被之十碣，命海盐吴厚生刻之，至于刀凿所施，运以意匠，精神形途，浑而愈合。”故据此而知此拓本已经阮元整理而双钩之，毕竟非先秦遗物，推查昌硕先生早中年时代，安氏三本尚未影印问世，范氏藏本又遭遗失，故而，昌硕先生所临《石鼓文》只有阮本。
吴昌硕先生临习《石鼓文》往往一日有一日之境，力求自出机杼。将此件和他早期以及老年所书石鼓文相比较，更能明了个中三味。这和他的从艺态度相一致，他说“画当出己意，摹仿堕尘垢”。对于书法亦然，要“出己意”。所以他临摹《石鼓文》，并不刻意于一笔一画的摹仿，而是不断以秦权量、琅琊台刻石、峰山碑等之笔意化为己意出之，自谓“一日有一日之境界”。同样，从这件四屏之作便能够体会吴昌硕石鼓文艺术成就的矢志与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