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品描述：
印文：老复丁。
边款：安吉吴俊刻于吴下寓庐。
出版：
1.《苦铁印选》卷四，P76，方节盦辑，1950年钤拓本。
2.《晚清四大家印谱》吴昌硕卷 P92，方节盦辑，1951年钤拓本。
3.《中国篆刻丛刊 卷三二 吴昌硕（一）》，P139，二玄社，1981年。
4.《丁丑劫余印存》第 20 册 P4，上海书店，1984年。
5.《吴昌硕印影》，P90，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 1992年。
6.《名人印拓留真》，P35，1996年钤拓本。
7.《吴昌硕篆刻作品集》，P168，广西美术出版社，2000年。
8.《苦铁印选稿本》第 4 册 P75，陈康健辑，2003年钤拓本。
9.《吴昌硕印谱 4》，P45，中国书店，2007年
10.《吴昌硕全集 篆刻卷二》，P100，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
11.《吴昌硕金石书画集·下》，P270-271，江西美术出版社，2015年。
12.《吴昌硕印存精粹》，P124，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年。
缶庐留珍
——吴昌硕重要篆刻在东亚地区的流播
一、传朴堂遗珍“晏庐鉴藏”
“晏庐鉴藏”（图1），边款：“晏庐属治石，苦铁。”
“晏庐”为葛昌楹（图2）别号，1914年至1916年期间吴昌硕三次为葛昌楹篆刻“晏庐”印，皆为精心之作，“晏”字尤其锐意求变，一为拟新得“董晏”铜印，一为借鉴陈介祺所藏古匋文，为酬知己之慎重可见一斑。此为其中鉴藏印，亦当为同一时期作品。
此方“晏庐鉴藏”为吴昌硕篆刻中精严者。印文四字笔画颇多，但排比而有条不紊，穿插避让，如龙蛇竞走，气息贯通。章法尤茂密，似有“密不透风”之势。全印章法之紧凑与刀意之沉雄相融，虽密实如堵，然细观之，则见虚实相生，如“庐”中“皿”部留空、“鑒”中“金”部之疏格，皆成呼吸之孔，使整方印在浑厚中不失灵动。
此印又一妙处在于边阑，借鉴了汉封泥因抑压时所产生的偶然效果，变化万千。王光烈《印学今义•配置》：“若印之边栏看似无关宏旨，然其粗细、完破、圆方，与印文实有极重要之关系。……譬之画龙点睛，不得以鳞甲求肖，而眉目忽之也。”[1]此印左右与上部几近无边，右边以“晏”“庐”两字外侧均有长垂笔，可以视为“借边”，“晏”字上“日”部亦为借边，但由于篆书“鑒”字之“臣”首横低于右边构件，吴氏在“臣”上部增加了一笔短横，虽只鳞片甲，却从视觉上补齐了左上字形的疏空，与“鑒”字“金”部左侧的短竖处理虽为一理，但更加值得玩味。
作为吴昌硕挚友兼最重要的主顾之一，应传朴堂葛氏兄弟索请之作共有53方之多。其中为葛昌楹刻印30方（其中“葛维坪印”“徐麃”分别为其长子、友人嘱吴昌硕所刻的姓名章），为葛昌枌刻印19方，为葛昌楹、葛昌枌兄弟刻共同用印2方，为葛昌楣刻印2方。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日军攻陷平湖县城，焚烧了南河头鸣珂里葛氏稚川学堂及葛氏家宅、祠堂、藏书楼等，使葛氏三世珍秘的历代名家书画、善本等皆付劫灰，损失极为惨重。所幸葛昌楹将传朴堂千余钮名家篆刻事先窖藏于曼陀罗馆花台内，至1938年夏日遣女仆孙翠翠潜回平湖传朴堂将窖藏印章取出，分批运回上海[2]，因此保留下大部分精华。“晏庐鉴藏”即为传朴堂藏珍中历经战火而得保全者。葛昌楹晚年藏印逐渐释出，后大多藏于上海博物馆，1962年家属又将最后的43方名家珍品捐赠西泠印社，故今日民间存世传朴堂遗印已寥若晨星，识者自当宝之。今秋西泠印社即将与上海博物馆联合举办“传朴流芳——传朴堂旧藏印合璧展”，此印为公藏展品孑余，必为海内外印学界所瞩目。
二、李朝贵胄闵泳翊斋室印“薮石亭”
“薮石亭”（图3），边款：“苦铁。”
吴昌硕为流亡海上的朝鲜皇室贵胄闵泳翊（图4）所作，时间在1900年前后。“薮”为聚集之义，得名于闵泳翊居处多石：“兰阜主人所居多石，洞曰塼石，亭曰椅石，园曰松石，因自号薮石亭长”（图5）。吴昌硕至少曾为闵氏篆刻过四方关于薮石亭的印章（图6），此印为其中尺寸最大的一枚，达4厘米见方。
闵泳翊（1860—1914），号兰匄、园丁、石尊者等，斋名千寻竹斋、薮石亭等。为李朝历史上著名的闵妃（明成皇后）唯一侄子，朝鲜外戚中实权人物。由于卷入当时事大党与开化党的政治纷争，在1884年“甲申政变”中遭到开化党刺客袭击身受重伤，后流亡中国避难，寓居上海多年。由于“携帑而来”，成为吴昌硕重要的赞助人与艺术知音。因其绘画负盛名，尤擅兰花，又号“兰匄”，与吴昌硕（印匄）、高邕（书匄）并称“海隅三匄”。据统计，吴昌硕为闵泳翊刻印多达三百余方[3]，是收藏吴昌硕篆刻最多的一位赞助人。不仅印章数量惊人，且篆刻风格多样，精妙绝伦，足见二人交谊之深。然闵氏求刻，同样需要照润例付款（图7），据朱琪《小道可观：中国文人篆刻》一书所附《晚清民国以来篆刻润例汇辑》记载：1899年闵泳翊由潘祥生之介求吴昌硕篆刻，润例为每字大洋六角，且其中劣石犹要倍润，也就是每字一元二角，按当时市价，此数实属不菲[4]。
“薮石亭”为吴昌硕粗朱文印代表作，左、右、上均逼边，唯下部留空，有密不透风之感。“亭”字独行挺立，卓然高耸，尤以“亭”字下部一竖引笔直下，贯气如虹，似古藤垂露，劲挺而富有弹性，顿使全印精神振起。此印章法布局疏密得当，虚实相生，与浙江省博物馆所藏较小一方“薮石亭”（图8）大同小异，然气势更壮，两印如大珠小珠并美。吴昌硕为闵泳翊治印虽夥，百年来星散宇内，而此印犹能流通于民间，可谓百年金石机缘。
三、日本澄怀堂美术馆主人山本悌二郎遗印“蕉雪吟馆”
“蕉雪吟馆”（图9），边款：“雨山先生近得元人《蕉池积雪诗卷》，属治此石。丁巳春孟吴老缶，时年七十有四。”
此印曾著录于日人松丸东鱼1957年所辑《吴昌硕印谱第二集》，今人编辑吴昌硕印谱多失收，此次重现拍场，十分难得。“蕉雪吟馆”作于吴昌硕七十四岁风格臻于化境之际，印拟封泥，篆法左低右高，正与其写石鼓文之法相合，笔势方圆并济，刚中带柔。章法布局外实中虚，“吟”字右下留白作为“印眼”，与下部留空呼应，再以宽厚斑驳的底边承托，既显得凝神聚气，又疏密自然，全印气息沉雄苍润。“蕉”字虽有残断，但布画揖让独具匠心，于细节处见精神。可见吴昌硕晚岁治印，已不为形役，尽显刀笔浑融之妙，可以“如老将班师，旌旗不整而阵容自肃”形容。
从边款来看，此印应日本汉学家、西泠印社早期社员长尾甲（号雨山）所请，言新得元人《蕉池积雪诗卷》，故以为斋号，其实当中另有款曲。《蕉池积雪诗卷》（图10）为元代书法家饶介所书，今春香港苏富比以2.5亿港币成交的草书《韩愈柳宗元文》，即出饶介之手。事实上，“蕉雪吟馆”并非长尾雨山斋号，而是日本收录中国古字画最多最精的澄怀堂美术馆主人山本悌二郎（1870—1937，图11）之斋号，山本氏雅好中国文化，收藏极富，曾编有《澄怀堂书画目录》十二卷（图12）。1918年前后，饶介《蕉池积雪诗卷》由罗振玉于日本售出[5]，并收录于其出版的《元八家法书》（图13）影印本之中，上海书画出版社曾以《饶介书蕉池积雪诗》为名翻印。由于长尾甲为山本悌二郎搜罗中国书画重要的中间人，此印实为山本氏斋号而刻，长尾甲代为请托。“蕉雪吟馆”斋号一直为山本悌二郎所用，诗集《蕉雪吟馆诗草》（图14）即因此得名。故此印可作为中日文化交流的珍贵物证，折射出近代东亚艺术品鉴藏交流的复杂脉络。
四、周作镕百篆斋遗印“老复丁”
“老复丁”（图15），边款：“安吉吴俊刻于吴下寓庐。”
吴昌硕曾于光绪六年（1880）为周作镕刻“长乐无极老复丁”（图16），时客吴云苏州两罍轩。从印款“客于吴下寓庐”来看，“老复丁”当系同一时期所作。典出自西汉史游《急就篇》（图17）中“长乐无极老复丁”一句，意谓寿高而复为丁壮，寓长乐吉祥、青春康健之祝愿。赵之琛、陈师曾、方介堪、陈半丁等均有同文印作传世，堪称名品。
此印为吴昌硕三十七岁游艺苏州时期代表作。此际所作因受石鼓文影响，正由浙派切刀遗韵转向以钝拙之笔写苍茫雄健之姿，笔意舒展而气格凝重，为早期融汇秦汉与个性创造之关键时期作品。此印虽出壮年，然已初具晚年苍茫浑厚之雏形，线条质朴遒劲，布局疏密对比强烈，展现作者对金石韵味的敏锐感悟，为理解吴昌硕艺术演进脉络不可多得的重要物证。
印文三字大疏大密，尤其“丁”字参以西周金文结体，钉头重起，竖笔曳长下行，似钟鼎铭文垂露之态，与“老”“复”两字紧凑并行形成强烈对比。刀法上冲切结合，线条边缘斑驳如古铜蚀锈，愈显苍茫古意。此般处理不仅强化了视觉张力，更暗合金石剥蚀之自然趣味，彰显出吴昌硕“以气贯胜”的艺术追求。整印于稚拙中藏巧思，于简率中见精微，为早年兼具章法创新与笔墨意趣之典范。
周作镕（1828—1891），字潇碧、弢宰，号陶斋、井南、井公，浙江湖州人，署丹徒知县，任上耽于吟咏，淮海词人之一。书法董其昌，又精绘事。周作镕官苏州时与吴云、吴昌硕、杨岘、方濬益等交游密切，尤嗜吴氏篆刻，曾为《削觚庐印存》题诗注言“仓公为余制百数印篆，因颜所居曰‘百篆斋’”[6]。以平均每印四字测算，吴昌硕为其治印至少有二三十方。吴昌硕诗集中今存《赠周陶斋大令作镕》[7]（图18），《石交集》亦有其传略，可证为吴昌硕早年密友。
五、广东藏书名家陈伯陶遗印“聚德堂”
“聚德堂”（图19），边款“缶庐”。
“聚德堂”取法汉朱文长条印式，篆法平正，布白匀称，线条浑厚而不失遒劲，其边栏残破尤富于古拙之趣。此印除底部及左侧少许留边外，其余边阑皆采用印文借边，尤见匠心。一印之中，字为印之主，边为印之辅，两者虽有主从关系，然边阑的重要性实不下于印文。从印理上讲，印章边栏有虚、实之分，“虚边实字，实边团文”，也就是边栏“虚”是为了突出印字，边栏“实”则为了将印文团聚于中，使之不散。故边栏之存与破、粗与细，皆须因势利导，服务于整体章法。借边处若断若连，似有还无，既延展了空间意趣，又强化了内在气韵的流动。此种处理，非深谙汉印精髓者不能为。诚如邓散木所论：“借边一法，则属行险出奇，要当顾盼有情，而不落迹象，方为上乘。”[]“聚德堂”印单见打本，虽赞叹其边阑处理精妙，却犹疑其边阑残破是出于自然造化抑或出于刻意经营？今观原石，始知其残破皆出缶庐自为，手法高妙，浑然天成，令人拜服。
另此印虽作为吴昌硕重要作品被辗转著录，但受主为谁，似未见探考。本印或当为陈伯陶所刻，陈伯陶（1855—1930），字子砺，号象华，又号九龙真逸，晚年更名永焘，广东东莞人。大儒陈澧弟子，光绪壬辰（1892）进士，授编修。曾官国史馆总纂、江宁提学使。民国后隐居不出，以遗老终。有《瓜庐诗賸》《瓜庐文賸》等行世。留心搜集乡邦文献，纂修《东莞县志》，曾辑刊《聚德堂丛书》。陈伯陶藏书处即名“聚德堂”，故此印或系其用印。
文｜朱琪（西泠印社社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