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 1943年作 踏云 立轴

款识 卅二年夏，悲鸿盘溪遣兴。
印鉴 悲鸿之印、生于忧患

“盘溪遣兴”表明这幅画是徐悲鸿在重庆盘溪（当时他在此主持中国美术学院工作）的即兴创作。1943年夏，他正处于艺术创作的活跃期，此前刚从青城山写生归来，创作状态饱满。徐悲鸿这幅骏马，自右徐趋而左，前蹄微抬，倏然回首；鬃毛随风扬起，似闻嘶鸣破纸。画家以解剖学精准写其骨骼筋肉，又以书法笔意写其神采。浓墨阔刷显体积，飞白留痕见速度；焦墨勾鬃，湿墨染躯，浓淡间气脉奔涌。马身虽静立，却蓄千钧待发之势，象征自由不屈、昂扬向上的民族魂魄。

铁骨铸神骏 丹心映山河
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的铁蹄践踏华夏大地，北平、上海、南京等重要城市相继沦陷，大片国土沦丧，百姓流离失所。中华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整个国家陷入了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的境地。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文化界人士纷纷以自己的方式投身抗战洪流，他们或奔走呼号，或提笔创作，用文化的力量唤醒民众、凝聚人心。徐悲鸿正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深知艺术不仅是审美愉悦的载体，更能成为鼓舞民族斗志的武器。正如他所言：“艺术家即是革命家，救国不论用何种方式，苟能提高文化，改造社会，就充实国力而言，其贡献与政治家、军事家一样伟大。”
这一时期的徐悲鸿，自身也经历着颠沛流离的人生历程。1937年抗战爆发后，徐悲鸿被迫离开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辗转于南京、武汉、长沙、桂林、重庆等地。他曾赴南洋举办画展，将卖画所得全部捐献用于抗战；他曾在重庆盘溪设立画室，在简陋的条件下坚持创作；他曾深入西南腹地，观察现实生活中的马，感受它们在艰苦环境中依然保持的坚韧与活力。这段颠沛的经历，让他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残酷、百姓的苦难，也见证了中国军民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他将自己的悲愤、焦虑、希望与信念，全部倾注于笔下的骏马之中，使这些马不再是单纯的艺术形象，而是成为时代精神的化身。
徐悲鸿画马的艺术成就，离不开他深厚的艺术功底与大胆的创新精神。他早年留学法国，系统学习西方绘画的写实技巧，掌握了精准的人体解剖知识与透视原理。这种西方绘画的科学训练，让他摆脱了传统文人画中对马的程序化描绘，能够精准地把握马的骨骼结构、肌肉纹理与动态神韵。在他的画作中，马的每一根鬃毛、每一块肌肉都栩栩如生，仿佛下一秒就会挣脱画纸，奔腾而去。同时，他又深受中国传统绘画的滋养，将书法的笔墨韵味融入绘画之中，以简练而富有力量的线条勾勒出马的轮廓，用浓淡相宜的墨色表现马的体积感与层次感。这种“中西合璧”的艺术手法，使他的马图既具有科学的写实性，又具有东方的写意神韵，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
除了艺术上的创新，徐悲鸿40年代的画马作品更承载着深刻的时代意义与精神内涵。在抗日战争的特殊历史时期，这些奔腾的骏马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它们身上所体现的坚韧不拔、奋勇向前的精神，正是中国军民在抗战中所展现出的精神风貌。徐悲鸿希望通过这些作品，唤醒民众的民族意识，鼓舞人们的抗战斗志。他曾说：“我画马，其实是在画人，画民族的精神气质。”
这些马图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更成为激励后人的精神财富。在抗战时期，许多人通过徐悲鸿的画马作品感受到了民族的力量与希望，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念。如今，这些作品依然能够跨越时空，触动人们的心灵。它们提醒着我们，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艺术可以成为凝聚人心、鼓舞斗志的强大力量；它们也激励着我们，在新时代的征程中，要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坚韧不拔、奋勇向前的精神，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