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品描述：
款识：歙县少司农师程公既卒之明月,仪征相国师阮公,约同人集龙泉寺,检其遗书。先一日,基以告于公之孤德威德威泣而言曰:“先公于辨论经史六书古义及天文地志,札记最夥,诗古文词,亦为之甚勤,顾不自存省,其仅未散失者,杂置书簏中,往往无首尾题识,它日从容整理,稍就次第,当乞阮公鉴定,今苦块迫促未遑也。顾辱公及诸君子存录之,盛心不可以负,有《战国策地名考》二十卷,移写粗毕矣。德威斩焉衰绖，不敢躬诣,明日将浼宗人镇北先生,持正于阮公。”同人既集,镇北持书来,公披绎久之,叹曰:“疵颓有未涤者,然既博且精矣。闻尚无副墨本,余虽欲为审订,未忍遽携持去。”属镇北还于其孤,且谓曰:“诸君其急为校雠,使无遗憾,余虽老,幸及为复示而弁言以行。胡朏明《禹贡椎指》、全谢山《地理志稽疑》后,此其盛业矣。"并其他著作,当成大集,司农其可以不朽!” 乌乎，京师才士之薮、魁儒硕生，究朴学能文章者，辐凑鳞比，日至有闻;至于网罗六艺，贯串百家，又巍然有声名位业，使天下士归之，如星戴斗，如水赴壑，在于今日，惟仪征及司农两公而已。然仪征以文章经术，受三朝殊遇，扬历封坼，入跻宰辅，儒生勋绩，彪炳人寰。司农继先公兰翘少宗伯后，两世入直 书房，督学典试，频膺使命，向用甫殷，迄未足以行其志。仪征公所著《研经室集》、《十三经校勘记》等书，手付剖厥。又刻《宋本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诸巨册,普惠天下学者。司农则诗文各种，既未写定，即此二十卷成书，亦未知付刊何日?仪征公久得末疾，日有归志。承学之士，谓京师中儒林祭酒，继仪征者惟司农;乃司农年不中寿，偶撄湿疾，遽归道山。仪征公年逾七旬，神明不衰，且勤勤焉检其遗书，流连而太息之。噫! 资秉之异，学术之大，精神意量包涵斟挹之闳且远，司农视仪征亦几如骖之靳矣。信屈殊势，丰啬殊形，修短异数，如是其不相侔也。岂非天哉! 岂非天哉!
仪征少年通籍,早负隆誉。由乾隆至道光六十年间,海内覃经讲学之儒,皆其先后所师友,或其门下士,又或其再传弟子。司农之起,后二十余年,乾隆时老师宿儒,未及见者已多矣。然基久处京师,所及交若刘丈申甫、潘丈少白.陈丈硕士、陈秋舫﹑龚瑟人,魏墨深、陈硕甫、江铁君、徐廉峰、管异之、陈东之、徐君青、郑芷香、俞理初、汪孟慈、陈颂南、张彦维、许印林、张石州、沈子敦、黄蓉石诸君,大抵皆两公所识习而矜赏者也。基自为弟子员,出司农之门。及成进士,改庶常,仪征公实为馆师。两公居相邻,基与瑟人、孟慈、颂南诸君,过从游侍,踪迹辄相属。今司农已矣,仪征既告归邘上,文选一楼,如灵光鲁殿。因念基所及交诸君者，前后数十辈，或既逝且老;其尚未至于此者，或浮沉郎署，或留滞公车，或泛滥江湖，如有著述，早付杀青。天时人事，茫茫汗汗，知谁为后死，当检其遗书者哉!读斯图不禁为吾师雪涕向天，深悲之而复幸之也。道州门人何绍基谨记。
钤印：何绍基印、子贞
著录：
1.《东洲草堂文钞》卷四，何绍基著-清光绪刻本
2.《程侍郎遗集》初编卷一，何绍基编，卷末附《龙泉寺检书图记》，清。
3..《国朝耆献类征初编 一一四》，1984年。
4.《何绍基诗文集》，P784，岳麓书社，1992年。
5.《续四库提要三种》，P723，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6.《阮元年谱》，P914-915,黄山书社，2003年。
7.《清人文集别录》，P355，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8.《西方思想在近代中国》，P29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2005年。
9.《魏源评传》，P383，湖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
10.《同光体派的宋诗学》，P91,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
11.《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P77,湖南文理学院，2008年第4期。
12.《中国文化研究》，P26，《中国文化研究》杂志社，2011年第4期。
13.《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P39，济南大学，2012年第5期。
14.《张穆年谱》，P120，三晋出版社，2012年。
15.《文学遗产》，P110,文学遗产杂志社，2013年第1期。
16.《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37辑，P251，古代文学理论研究，2013年。
17.《续黔南丛书 第5辑（上） 贵州名贤年谱选 九种》，P288,贵州人民出版社，2014年。
18.《贵州省博物馆藏珍稀古籍汇刊 2》，P526,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19.《顾祠 顾炎武与晚清士人政治人格的重塑》，P84，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
20.《明清徽州历史人物碑传研究》，P492，安徽大学出版社，2016年。
21.《道光时代汉学研究》，P284，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
22.《甘肃社会科学》，P126，甘肃社会科学杂志社，2018年第4期。
23.《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 增订本》，P231，东方出版社，2018年。
24.《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 诗词卷 1980-2017》，P65，苏州大学出版社，2018年。
25.《甘肃社会科学》，P126，甘肃社会科学杂志社，2018年第4期。
26.《魏源传》，P488，岳麓书社，2018年。
27.《清代嘉庆道光之际诗歌研究》，P128，山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
28.《学术史研究丛书 龚自珍的学术交游与生活世界》，P202，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2021年。
29.《美术大观》，P63，《美术大观》杂志社，2021年第4期。
说明：
1.文物商店旧藏。
2.程恩泽（1785-1837）清代学者、官员，字云芬，号春海，安徽歙县人。嘉庆十六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曾任贵州学政、侍读学士、内阁学士、户部侍郎。熟通六艺，善考据，工诗，是近代“宋诗运动”提倡者，与阮元并为嘉庆、道光间儒林领袖。著有《国策地名考》《程侍郎遗集》。程恩泽去世之后，因其遗著丛杂未及检定，友人阮元、陈庆镛、洪饴孙、何绍基等人便相约龙泉寺为其检定成书，即形成了后来刊行的《程侍郎遗集》。之后众人请戴熙作《龙泉寺检书图》描绘此事，图成于道光十八年（1838），并有阮元题识以记此事，何绍基此段题记也因此图而作。
重要名篇 珍贵文物
—何绍基《龙泉寺检书图记》源流考
《龙泉寺检书图记》是何绍基早年最重要文学名篇的书法母本。该作主要记录了阮元诸人在龙泉寺为何绍基恩师程恩泽整理遗留著作的事迹，是后世研究程恩泽，阮元，何绍基三人的关键性文史资料。不仅如此，该作品还是深圳博物馆重要藏品，国家一级文物，阮元、戴熙《龙泉寺检书图卷》之中注明遗失，且最为重要的一部分题记。
《龙泉寺检书的图记》中的主要人物共有三人，他们分别是：当朝相国，但即将退休的三朝元老阮元；学识渊博，却不幸中年辞世的儒林领袖程恩泽；以及他们二人的徒弟——刚刚成为庶吉士的科举新星何绍基。在现今三人之中，阮元与何绍基早已名满天下，而学界对于的程恩泽的研究却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
程恩泽号春海，嘉庆十六年进士,官至户部侍郎，内阁学士。其父程昌期为乾隆四十五年探花，深得乾隆、嘉庆二帝赏识，命其教导皇孙学业。程昌期一向以“博而能精，所成乃大”为治学理念，故而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程恩泽博闻强识，天文地理、医药占卜、金石考据无所不通，他不仅是清代宋诗运动的首要人物，当时还与阮元并称为儒林领袖。嘉庆道光两朝，身处京师的青年才俊们大半出自程恩泽、阮元二人门下，而何绍基更是其中最受青睐者。
程恩泽与阮元不仅作为何绍基的授业恩师，亦是对其一生影响最大的两位“贵人”。何绍基少年随父入京，十四岁拜见程恩泽、阮元，并得到二人赏识，从师学业；道光十一年，三十三岁的何绍基考取优贡生，而此时的程恩泽正是其主考官之一。后来，何绍基之所以能成为宋诗运动中最重要的成员，这与程恩泽的提挈、影响密不可分。何绍基三十八岁时应试恩科，当时的两位主考官阮元与长龄都对他赞许非常，并准备将其点为状元。但未曾想，何绍基因为“语疵”不合规范，而意外降为二甲第八名，授翰林院编修。尽管错失魁首，但对于此时的帝国新星何绍基来讲：自己的两位老师中，阮元久任封疆大吏，官道纯熟，在朝举足轻重 ；程恩泽学业精通，领袖仕林。自己日后无论是从文还是从政，都将拥有常人无法企及的丰厚资源。
然而就在何绍基成为庶吉士的第二年，老师程恩泽便因病离世。尽管程恩泽堪称学究天人，但因为生前文稿疏于整理，而并无一部著作存世。因此，程氏后人找到何绍基，请他帮忙向阮元请求，着人代为整理先父生前的重要文稿。阮元与程恩泽并称儒林领袖，二人比邻而居，交谊深厚，便当即应允，后亲自携同何绍基、陈颂南、汪兹梦同往京郊龙泉寺为程氏“检书”，在阮元的主持下，通过长时间的修正校对，何绍基等人在程氏文稿的基础上编修出《程侍郎集》、《战国策地名考》等书数十卷，成为程氏流传后世的仅存著作，亦为现今研究程恩泽的主要文本。
龙泉寺检书即成，阮元感念与程恩泽、何绍基的交谊之情，遂请戴熙作《龙泉寺检书图》，阮元在画中题跋以记其事，跋中称何绍基为“翰林暨元”并对其高度评价。何绍基也为此卷作《龙泉寺检书图记》（本作）千余字长文附于戴画之后，此文内容主要为三点：1.缅怀程恩泽并记录诸人龙泉寺检书的前因后果。2.高度赞誉了阮元的人品地位与文学成就。3.简述在自己和龚自珍等在京青年才俊与阮程二人的门第关系，并感叹两位老师中程恩泽已逝，阮元也即将致仕归隐，发出前路迷茫之叹。何绍基此文深情流露，要点甚多，文学性与记实性兼具，是后世研究阮，程，何三人生平事迹的重要文献。
除何绍基《龙泉寺检书图记》之外，其余陈颂南、汪兹梦与当时名贤诸人也相继于卷后题记，此卷完成以后，即存留于龙泉寺中宝藏约一百年左右。龙泉寺始建于辽代，数百年来香火鼎盛。因其位处京郊，多有文人墨客于此游玩祈愿，加之龙泉寺态度开放，广结善缘，故而百年来陆续有三十余人先后为《龙泉寺检书图卷》题跋作记，观摩赞叹者更不知几多。
或许是因为百年来题跋者过多的缘故，民国十七年（1928），龙泉寺僧侣百川和尚将《龙泉寺检书图卷》分割为两卷：他在原卷中以1925年为界，将此年以后的题记者姚华、黄维汉等十四位“近代时贤”题跋另装成卷。1936年，百川和尚又请张大千为从《龙泉寺检书图卷》分出的姚华等十四家题跋补图，张大千结合戴熙原作的场景意境，在何海霞等人的观摩之下，创作出属于自己的《龙泉寺检书第二图》，并以隶书为此图题写引首。百川和尚遂将张大千的引首、书画及原《龙泉寺检书图》姚华等名贤十四家题跋，加之徐世昌等人的新作题跋四部分，重新装裱成卷。因为此卷后来入藏国家博物馆，成为国博所藏最佳张大千之一，故此暂将此卷称为“《张大千本检书图卷》”。而原本由戴熙画，阮元、何绍基、陈颂南等人题跋的《龙泉寺检书图》后来入藏深圳博物馆，后文暂且称之为“《阮元戴熙本检书图卷》”。
在百川和尚将《龙泉寺检书图》分为两卷后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日军全面侵入华北，在日寇的统治下，位处京郊的龙泉寺也因香客的流失与战争的波及而日渐衰弱，其后的解放战争、“破四旧”等时代运动，接连冲击着这座古老的寺院，有学者记载，1960年代初期龙泉寺内民房遍布，寺庙已然完全荒废，包括两卷《龙泉寺检书图》在内的寺中所有书画经卷，也早已不知所踪。
1961年，著名考古学家容庚在北京荣宝斋，无意间看到已经被割裂为数段的阮元、戴熙本《检书看剑图》，容庚欲意购买，但所虑戴熙之画创作较早，而阮元题跋又过于晚年，与寻常所见之作有差异，加之作品被割裂为数段，虽然大感兴趣，但始终未能下定决心购买。
荣庚回到广州之后与好友商承祚说起此事。商承祚出身官宦之家，是罗振玉弟子，也是近代著名的考古学家，十分雅好金石书画。商承祚听闻此事后，遂致信荣宝斋索要此图。等到荣宝斋将作品邮寄广州后，商承祚发现此图已被割裂为五段（或许为了装框悬挂）：引首一段、图一段、白纸一段、前后题跋两段。商承祚与容庚等好友仔细研究考证多日，并根据阮元题记与卷后题跋推断出，唯独缺少记述此卷内容的何绍基《龙泉寺检书图记》一段书法。商、容二人日后翻阅大量典籍，最终在何绍基《东洲草堂文钞》刻本卷四之中找到了此文与事迹著录，证实二人的猜想。
因程恩泽曾任职广东主考，阮元任两广总督期间也在广东大兴文教，创立书院，故而从清代直到新中国成立，广东文坛都对阮程二人的功绩评价极高。鉴于《龙泉寺检书图卷》的重要史料价值，商承祚与容庚商议，将断裂五份重新装裱，并遍请广东文坛与海内名士如顾颉刚、陈邦怀、黄海章等十余位学者为此卷题跋作记，商承祚先生更是自作长文八百余字，细述其源流，考证之前因后果。
商承祚先生在题跋中再三感叹对于何绍基《龙泉寺检书图记》缺失的重大遗憾，他写道：“余尝谓：宿贤作品，可宝者保之，莫视等间，为吾辈之责。斯卷也，不无有关历史文献价值，自当珍重。虽伧夫肆虐，己非赵氏完璧。阙陷既成，散佚冀其可踪。延津之合，珠还合浦，于古有之，则馀所望，谓为非奢也可。”不难看出商承祚先生对何绍基《龙泉寺检书图记》追思的殷切期望，其对于文物的保护与珍视更令人动容。
1991年，商承祚先生去世，各界深为哀悼。1994-1996年，其子女遵照商承祚先生遗愿，先后向深圳博物馆捐赠574件珍贵文物，成为了早期构建深圳博物馆藏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龙泉寺检书图卷》作为商承祚先生捐赠的最重要的书画作品及其在广东文坛的重要影响，也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2023年，商承祚先生诞辰120周年，深圳博物馆举办“商声振金石——纪念商承祚先生诞辰120周年特展”来缅怀商承祚先生对于深博的大力捐赠，而阮元、戴熙本《龙泉寺检书图卷》则成为此展览中最具学术性与重要性的书画作品。
何绍基《龙泉寺检书图记》与深圳博物馆，国家博物馆两部《龙泉寺检书图卷》同出一源，实为《龙泉寺检书图卷》中所缺失最重要的一部分题记。何绍基作为“龙泉寺检书事件”的促成者；《程侍郎文集》《战国策地名考》的编撰者；《龙泉寺检书图记》的记叙者；躬身入局贯穿了程氏后人，老师阮元，程恩泽，在京才俊等诸人。可以说如果没有何绍基，检书事迹，程氏著作，创作《检书图》诸事皆无从谈起，而《龙泉寺检书图记》这篇书法（文章）的缺失，也难免让两卷《龙泉寺检书图》的背景事迹，前因后果无法精准考证，以至缺憾。
《龙泉寺检书图记》作为何绍基早年最重要的文学名篇之一，其早在清代即著录于《东洲草堂文钞》之中，经清代，民国至新中国三个阶段，著录累累，声名远播。早在此幅书法面世之前，便多有专家、学者对其进行研究与解读，因为龙泉寺检书事件，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他代表着宋诗运动领袖程恩泽的离世，扬州学派柱石阮元的退隐，而新一代才俊何绍基的登场。也许正是早年在程恩泽的教导，才造就了何绍基才华横溢却又疏正刚直的一生，而假设阮元没有在“龙泉检书”之后不久便告归故里，凭借其纵横宦海近五十年的政治经验，或许也可以教正何绍基在朝堂因“肆意妄言”而屡受谗害的政治生涯。
这些关乎个人命运的猜想，我们无法一一论证，但是何绍基在《龙泉寺检书图记》中对两位老师传达出的真切情感与检书中的治学态度必定被后人不断的发展与弘扬，而这往往就是名作的价值所在。对于收藏而言，具有两大博物馆背书的名篇名作绝不等同于寻常信件、题跋，包括作品，也不应以同一价值体系去衡量。恰如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原稿的历史价值，是不能与其书法作品等量齐观的。故而，作为何绍基代表性著述的墨迹母本《龙泉寺检书图记》，其意义自然非同凡响。
白居易在《简简吟》中有言：“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龙泉寺检书图卷》随着龙泉寺的落没，历经抗日战火，政治运动，为商人割裂，分隔于三地，皆为此卷之磨难，而商承祚先生，国家博物馆，深圳博物馆对其的保护，考证，修复则又是此卷之福音。如今何绍基《龙门寺检书图记》重新被人发现珍视，想来可以吿慰商承祚先生：“莫视等闲，自当珍重。散佚冀其可踪，延津之合，珠还合浦，于古有之，则馀所望，谓为非奢。”的遗愿。感怀《龙泉寺检书图卷》近两个世纪以来跌宕分合之命运，便真如何氏《检书图记》结尾所言：“读斯图，不禁为吾师雪涕向天，深悲之而复幸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