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文埴 御制程敏政重修观音寺记册 册页

款识：臣曹文埴敬书。
鉴藏印：古希天子、乾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嘉庆御览之宝

释文：御制程敏政重修观音寺记订讹。
朱彝尊著《日下旧闻》载玉河乡之观音寺所供观音大士像，谓自杭州天竺寺移来，而引程敏政记以实之。
然《咸淳临安志》又谓：僧道元逢金难时，秘大士于井，兵退，知井所在，得像归之。是疑案也，不可以不辨。（…文略）而岂知大士无来无去，是一不可，何况云二哉？虽然余兹笔之篇而订其讹者，得毋仍执一二是非彼此之见，而违大士如如无我之本顾乎哉。

说明
1892年纽约第五大道艺术画廊拍卖会邀请函：（英译）
一本关于重修观音寺的品质精良的皇家册页。
拍卖师：罗伯特·萨默维尔。ORT GIES & CO. 公司 1892年。

书写者曹文埴，字竹虚，号近薇，安徽歙县盐商巨族出身。他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传胪，选庶吉士，授编修，后直南书房。曹文埴的仕途与书法紧密相连。他官至户部尚书，为官清正，但使其在宫廷中享有持久声誉的，是其一手精妙绝伦的楷书。在清代“馆阁体”要求“乌、方、光”的审美框架下，曹文埴的书法脱颖而出，其楷书主要取法元代赵孟頫与明代文徵明，结体端庄秀雅，笔法清劲圆润，在严谨的法度中蕴含舒和之气，深得乾隆帝赏识。乾隆帝的重要诗文、题跋，常指定由曹文埴誊写，镌刻于宫廷收藏的古书画、器物之上，或制成册页、贴落。他堪称乾隆中后期最重要的“御用抄手”之一。
此册页正是曹文埴书风成熟期的代表作。通篇以小楷书写，数千字一气呵成，无一懈怠。用笔精到，点画清晰，提按顿挫一丝不苟。结字在方正平稳中略取赵孟頫的婀娜之姿，行气贯通，布白疏朗，展现出一种静谧从容、雍容华贵的庙堂气象，将御制文字的庄严内容，通过无可挑剔的书法形式完美呈现，体现了词臣“以笔墨侍君”的最高水准。

此件曹文埴书《御制程敏政重修观音寺记册》可与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同名“泥金玉册”（编号Chinois 12096）进行重要对勘，两者内容同为乾隆帝御制考据文，书写者均为曹文埴，但载体一为纸本，一为软玉片泥金书。玉册本共四片，单片尺寸13×12.2厘米，制作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是清宫御制玉书的重要实例。通过比对文本内容、书法风格，可互为佐证，极大提升本件的流传有序性与鉴藏价值。
在清代宫廷浩如烟海的文物遗存中，有一类作品尤为独特，它并非寻常的书画创作，而是帝王学术思想与宫廷***艺术形式结合的产物——即由皇帝亲自撰文，再由御用词臣以精妙书法誊录而成的“御制文献”。曹文埴《御制程敏政重修观音寺记册》正是这样一件典范之作。此册核心内容为清高宗乾隆皇帝撰写的一篇关于北京观音寺观音像真伪源流的考据文章，由时任南书房翰林、书法大家曹文埴恭敬楷书誊录。它集历史公案、帝王学术、***书法于一体，是一件承载着丰富历史信息与极高艺术价值的宫廷艺术珍品。
乾隆帝在文中，针对一桩延续数百年的文化疑案进行了亲自考辨。明代学者程敏政在《重修观音寺记》中记载，北京玉河乡观音寺所供观音像，乃是从杭州上天竺寺“飞来”。此说后被朱彝尊《日下旧闻》引用，几成定论。然而，乾隆帝博览群书，发现南宋《咸淳临安志》另有不同记载，两说矛盾，形成一桩“疑案”。
乾隆帝此篇《程敏政重修观音寺记》，便是以帝王之尊，行考据之实。他并未满足于文献辨析，更以实证精神，命内务府官员（“奉宸”）亲赴玉河乡，将所谓“天竺飞来”的观音像请至宫中，与他自己南巡时在杭州天竺寺亲眼所见、并命工匠仿制供奉于御园的记忆进行比对。结论是，两者“长短丰瘠迥然不同”，北京之像为后世“五色装严”的彩塑，而非天竺古像的“本色”。由此，乾隆帝不仅指出程敏政记载为“传讹”，更深刻地批判了这是南北僧人为了“执像炫俗”、“好奇文人信耳食而恣影谈”所共同制造的传说。这篇文章，鲜明地体现了乾隆朝鼎盛时期的文化气质：一是帝王深厚的汉学修养与事必躬亲的务实精神，将考据学由书斋引向实践；二是通过辨析文化源流，彰显中央政权对文化解释权的绝对掌控；三是在宗教政策上，表现出超越俗世迷信、直指哲理的理性色彩。这使得此文超脱了一篇普通的寺庙考据，成为研究乾隆帝个人思想、清代中期文化政策与宗教治理的珍贵文献。